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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八章里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两个问题,乃是统一以后自然存在着的问题,前文业经说明了。这个问题,自前206年秦灭汉兴,至前141年景帝之死,共六十六年,久被搁置着不提了。
这是因为高帝、吕后时,忙于应付异姓功臣,文帝、景帝时,又存在着一个同姓诸王的问题;高帝本是无赖子,文、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,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。当这时候,天下新离兵革之患,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。郡县长官比起世袭的诸侯来,自然权力要小了许多,不敢虐民。诸侯王虽有荒淫昏暴的,比之战国以前,自然也差得远了。这时候的中央政府,又一事不办,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,要加重人民负担的,大不相同。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,人人都急于自谋,你只要不去扰累他,他自然会休养生息,日臻富厚。
所以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说:在武帝的初年,海内是很为富庶的。但是如此就算了么?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。况且当时所谓有钱,只是总算起来,富力有所增加,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,富的人富了,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,而且因贫富相形,使人心更感觉不平,感觉不足。而对外的问题,时势亦逼着我们不能闭关自守。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,但是他的志愿,却较文、景两帝为大,不肯蹈常习故,一事不办,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,又要重被提起了。
当时对内的问题,因海内已无反侧,用不着像秦始皇一般,注意于镇压,而可以谋一个长治久安之策。这个问题,在当时的人看起来,重要的有两方面:一个是生计,一个是教化,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。衣食足而知荣辱,生计问题,自然在教化之先;而要解决生计问题,又不过平均地权、节制资本两途,这亦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。最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,是哪一家的学术呢?
那么,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,莫如儒家;言节制资本者,莫如法家。汉武帝,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,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。他所以崇儒,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,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,如改正朔,易服色等,而此等事情,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。所以当时一个真正的儒家董仲舒,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,他并不能行。他的功绩,最大的,只是替《五经》博士置弟子,设科射策,劝以官禄,使儒家之学,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。
但是照儒家之学,生计问题本在教化问题之先;即以教化问题而论,地方上的庠序,亦重于京城里的大学,这只要看《汉书·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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